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

2019-07-07 06:11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1、深化政治、经济、财税和政府体制改革,重塑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代理关系。改革分税制,回归统一税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逐步推动村、乡、县干部直接选举,变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代理关系为辖区内的微观主体及其代理人———地方人大和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代理关系,置地方政府于上级政府、同级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五、政策建议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2“、硬化”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约束环境约束。由各级人大替代中央政府担任地方政府的委托人角色,能够弱化“经济指标———政绩显示”式的激励合同,放大辖区纳税人和公共产品收益人的声音,促进地方政府关注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棘轮效应”。明晰公共产权。硬化预算约束。

一、财政联邦主义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代理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人大监督“缺位”

4、模糊产权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3、规范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建立规范、有序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模式,避免同归于尽式的竞争。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我国的国体是单一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是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经济上则是实行分权制度,具体表现为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与纯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宏观经济、社会收入的财政再分配的经济职能并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争能源、比经济增长率、比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微观主体之间是交换性的社会契约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取选票、获得支持和权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上级政府满意、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等;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主要变量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税赋水平、生产生活环境等。财政联邦主义有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进行明确的分权,地方与地方展开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利于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但是在软化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不同效用函数之间的冲突也会使资源配置扭曲,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投资行为异化等问题。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3、预算软约束

1、信息不对称